作风优良的好干部——牛玉儒
牛玉儒1952年出生,蒙古族,籍贯辽宁阜新,出生于内蒙古通辽。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7年4月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自治区副主席。2003年4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04年8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享年52岁。
牛玉儒7岁那年,母亲突然病逝,留下他们兄妹6人,最小的妹妹才6个月大,全家生活只能靠在五金公司上班的父亲一人支撑。当时牛玉儒的心里已经感到父亲身上的重担,他和两个哥哥主动为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每天去离家一里外的铁道边捡煤渣,去七八里外的野地里拾柴禾。上小学时,学校特别破旧,人们将其称为“大炕小学”,桌子是一条大长木板,椅子就是炕,所有的学生都在炕上学习。
1971年,牛玉儒由于表现好,队里将他安排在一个活较轻的粮食加工厂,当时大伙在一起吃饭,没等饭端出厨房人们就争抢着往自己碗里盛,而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盛饭,有时桶里的饭菜早已底儿朝天,他却一声不吭干活去了。在那个年代,吃的是清水煮白菜、苞米面窝窝头。加工厂是“油水最多”的一个地方,每天榨油机漏下的油就够他和同事吃几天的。可他从不吃厂里的一滴油,而是将它分给困难户和五保户。让下乡知青们最高兴的是平生第一次挣到工资,许多同志将第一个月工资为自己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或做一套中山装,而牛玉儒却将工资交给父亲补贴家用。调到哲盟盟委组织部当通讯员时,牛玉儒同志每天骑着自行车送各种文件和资料,盟委上上下下无不夸奖他勤快踏实。 包头市政协副主席道尔基回忆说,牛玉儒同志当时的办公室也很简单,水泥地板,薄薄的塑绒地毯,用的桌子还是革委会时候的,要给他换,他不换。他说,能办公就行了。他的办公室和其他同志不同的是比他们多一间供秘书用的套间而已。
在包头当市长时,牛玉儒坐的63号车是辆老红旗。当时别的委办局都已经是奥迪了,他却将老红旗车一直坐到2000年的7月份,财政上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成了奥迪,红旗车给了市长助理道尔基。当时他心想,市长用过的车肯定不错,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旗车用的是美国的488发动机,烧机油、冒黑烟。车况很不好。夏天冷风不行,冬天热风不行。 牛市长生病住院从不进干部病房。输液一般情况下都在一附院(现在的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领导的办公室,如果床位满了,他就坐在椅子上。去医院的时间不是中午就是晚上,经常是手里掐着表对大夫说,能不能快点,一会儿还有个重要活动。牛玉儒同志的老式摩托罗拉手机从包头当市长一直用到当自治区副主席。有一次手机坏了,他告诉秘书修修就行。看着磨得不像样的手机,秘书偷偷地给他换了一部新的。在使用办公用品上,他从不讲究。有一次,他的笔坏了,秘书李理买回一支派克钢笔给他,他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能下水的笔就行。”后来这支钢笔还送给了李理,自已却使用普通的碳素笔。当上呼市市委书记以后,牛玉儒虽然经常在外出差,可他从不讲究吃住条件:住的是和工作人员一样的标准间,吃饭更是节俭。北京有一个东北饺子店,他吃了一次后,觉得挺干净又实惠,之后每去北京就去那个店,每次花几十元钱就能吃好。如果吃饭时间要赶在火车上或飞机上,他常常带些方便面或面包咸菜对付一下。
牛玉儒同志在包头工作期间的司机刘文山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的言行举止受他的影响都很大。有一次一位台商想通过我给牛市长送一件羊绒大衣,并且说他已经跟牛市长说好了,要放到我车上。我知道牛市长的脾气,就没让他放,并打电话向牛市长作了汇报,牛市长说,‘让他把衣服拿走,以后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任何人放任何东西在车上。’”呼市一名部队干部转业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岗位,在牛玉儒同志的推荐下,他去金川开发区任党工委书记。后来他为了感谢牛玉儒准备送一点礼品表达心意,但打听到他从不收礼,就买了一套书送给牛玉儒同志,牛玉儒同志看到书的价值较贵、超出正常送礼范围,非要这位干部将书退回书店,无奈之下,这位同志只得将书退回。
这么多年,如果要为家里解决一些包括生活上的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但他从没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一个亲戚朋友安排过工作,没有一个人靠他升迁或做生意。他没有给老父亲、哥哥嫂嫂和妹妹、侄儿留下几件值钱的东西。只有几张小时候和下乡时的老照片。家里人珍藏留念的就是他临病逝时穿的一件白衬衣。
牛玉儒同志坦荡的胸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朴素厚道的为人,在班子内部是团结合作的模范;在群众眼里是良师益友,特别在选人、用人和廉洁自律方面,尤为突出。